通过分析我省法院涉及商业秘密案件审理情况，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一）难以全面、准确掌握商业秘密案件审判动态。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商业秘密案件的固有特点，加上审判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商业秘密案件的审判动态难以全面、准确掌握。


   1．商业秘密案件未完全归口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集中审理。

目前，我省有三个基层法院有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管辖权，管辖除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案件之外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于商业秘密案件与劳动合同关系联系紧密，商业秘密本身的权利存在形式、权利内容和保护范围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其知识产权的特征往往被劳动协议、保密合同等所掩盖，当事人起诉至法院后，若被告不提出管辖异议，无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均予以受理。


在13件民事案件中，有5件案件由没有知识产权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审理，即使案件上诉，当事人未提管辖异议的，二审法院对管辖问题不予审查。另有1件案件原告诉至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开福区法院将案件移送至长沙中院审理。此类案件未完全归口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法院，既不利于数据统计，不利于裁判标准的统一，也不利于业务指导。


2．司法统计未将商业秘密案件作为单独项目进行统计。

目前，基于法院现有统计系统，除刑事案件中有单独罪名而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单独统计外，司法统计将商业秘密民商事案件归人不正 当竞争纠纷或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中，未将商业秘密合同及侵权案件单独进行统计，调研中无法从已有的司法统计口获取相关数据，加上此类案件未完全归口知识产权审判法院管辖，获取的数据也未能全面体现全省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具体情况。


（二）审理思路较为简单。

由于案件少，审判经验少，全省法院在商业秘密民商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对商业秘密案件把握不准，理解上存在偏差，审理思路简单等问题。如有的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忽略对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是否成立进行审查，特别是忽略对原告是否有权就该商业信息主张权利这一问题的审查。对该商业技术或信息是否具备作为商业秘密的条件的审查也较简单，有的案件直接审查侵权行为是否存在。


（三）法律适用不统一。

现有多部法律均涉及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但法律过于分散，且其立法宗旨及内容上并不完全统一，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难题，但因案件干差万别，法院在适用法律中面临不少困扰。比如，《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对被告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否可适用《合同法》作为判赔依据，法院内部就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在原告安治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龚航等侵犯商业秘密案中，一审法院在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以被告违反岗位合同中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为由，根据《合同法》判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该岗位合同是劳动合同，应由《劳动法》调整，必须严格依据《劳动法》规定进行审查并确定解决争议的方式，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且该岗位合同中也约定发生争议时，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不同意该仲裁的，可以向法院起诉。


二审法院依此认为，岗位合同中无论是竞业限制条款还是商业秘密保护条款均属合同约定，应当进行仲裁。二审法院最后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再如在岳阳市红乔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仇俊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中，原被告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告经营项目相同的业务，二审法院认为，此案为侵权之诉，一审法院依上述合同条款判决被告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业务，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对此进行改判。上述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得到解决。


（四）法院在立案阶段引导原告明确其秘密点方面把握不准。


株洲中院审理的4 起商业秘密实为2件，该2件案件起诉后因原告未对其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限定，造成争议焦点不确定，案件撤诉。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有原告方的责任，但与法院在立案阶段释明权行使不到位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