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四支队是一支在上海市专门负责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责任支队。据该支队副队长王健介绍，从2010年1 0月至今，在国家开展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亮剑”专项行动中，上海共查处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一共600余起，而涉及商业秘密侵权的案例大约只占3％左右。

　　“就传统的侦查而言，商业秘密侵权案没有太多特殊之处，甚至相对简单。因为它主要涉及到的当事人，尤其在举报当中针对的被举报人都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在一些没有被举报对象的前提下，案子才比较难以侦办。”王健说，“但是商业秘密侵权调查实务中，却常常遇到很多难以把握的地方，也需要企业予以重视。”

　　据介绍，在商业秘密刑事侦查中，作为一个固定的程式，有三个环节是公安机关必须要考虑的：商业秘密的认定；被举报人获取商业秘密的渠道和手段；非法所得的认定。

　　同司法认定一样，商业秘密的认定也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环节，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环节，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或是达到了证明的标准，我们才能往下走，才能采取立案措施，其他侦查措施和手段才可以予以展开。”王健说。这也是我们在实务中经常遇到的：商业秘密侵权刑事立案难的一个侧面反映，公安机关所需要考量的标准与我们实际所能提交经常出现不符，而如何去更好的进行商业秘密刑事立案呢？希望这句话能道出其中的规律；

　　举报人如何证明被侵权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实际操作中依然是靠第三方机构的鉴定。“从接到报案，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报案是否具备初步的第三方的鉴定，这个是先决条件，而非仅仅依靠权利人、报案人自身的表述。这是企业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王健又解释道，“但是有了这些第三方鉴定结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可以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商业秘密侵权证据。”

　　事实上，当一家鉴定机构对某技术信息出具了商业秘密鉴定，被举报人主张了自己的权利和观点后，警方会再次委托具备同样资质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却往往得到和先前截然相反的鉴定结果。“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而如何平衡和认定同一技术下两份截然相反的证据，如何采信和把握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就侦查而言，我们还要辅助于另外一些同样决定商业秘密的证据，比如企业是否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王健说。

　　一个商业秘密案一旦立案，对公安机关来说，主要查证和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举报人获取商业秘密的渠道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需要报案单位提供充分的供判断和把握的证据。”王健表示，比如企业采取了保密措施，有一系列针对技术和秘密而做的流程和环节，对认定侵犯商业秘密取证而言都非常重要。

　　《刑法》219条规定：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只有取得了行为人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手段的证据后，案子才有走下去的条件。“在我们传统对案子的把握过程中，盗窃、利诱、胁迫更加易于把握，更加易于认识，但是恰恰在取证侦查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障碍。”王健表示，“很多企业制度流程的设计过程当中不具备还原性，无法使当中的操作能够通过证据的形式予以还原，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后仅仅依靠询问和口供，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而第三个环节-- 非法所得的认定，尽管有一些法律条文的设定，但由于具体实务中会面临许多障碍，实际操作中依然是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将损失数额予以固定。

　　侵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司法解释中将“重大损失”界定为：一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二是致使权利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案均是以50万元的数额为要件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同样的，很多地区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也是50万元。对此，业界一直质疑这样的门槛是否过高。而据了解，上海地区在这方面的门槛就相对合理许多：并没有50万元的立案门槛。

　　“在我们看到的案件中，从来没有因为举报人造成的损失不够所以不来报案，或者报案了我们不予受理的。”王健再次强调，“这一点最大的争议不在损失金额的门槛上，而在于对商业秘密的认定上，必须有第三方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来证明。”